迎难而上，砥砺奋进
我是山东省青州市人，姓名张景孔。1960年9月入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学习，至今已经过去60个春秋，整整一个甲子轮回。时间如逝水，虽然已经流过60个春秋，但是我对那两年的学生生活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在师专学习期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人民忍饥挨饿的年代。对于我来说，正处于人生之路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就在我徘徊不定、痛楚难决的关键时刻，是烟台师范专科学校接纳了我。在那生活极端困苦的年代，您带领着师生们克服重重困难，培养了我们迎难而进、愈难愈奋的顽强意志。那时在校学习时间虽然只有两年，但是为我们的人生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坚定了我对人生价值的追求目标，铸就了我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之梦的起步台阶。所以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应该深深地感激您呀，我亲爱的母校！
艰难抉择
人生的道路，一般来说是坎坷不平的，有时，面前甚至会横摆下难以逾越的沟壑或者陡立着难以攀爬的悬崖，阻挡着一个人前进的脚步。当然人的经历不同，面前的障碍也不会是一样的。
我在青州一中建校110周年校庆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在文章的结尾就表述了我当时的心境，写道：在青州一中毕业以后、迈进高等学校大门之前，我面对高考结果痛楚不已，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几乎使自己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终于战胜自我，正确抉择，又迈动起了努力向前迅跑的步伐！
我们上学那个时期的高考，与“文革”以后恢复的高考相比较，其招生政策和取生过程是有很大差别的。譬如报考志愿吧，那时是高考以前就填写报表，考试以后再等待着发放录取通知书。同学们所报考的志愿，一般是根据个人的学习实际水平和自己的理想，再征求班主任或任课教师的意见，然后决定下来。
当时我报的第一志愿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班里还有一名同学报的是历史系。因为对第一志愿充满着信心，所以对其他志愿就不大很在意，多是随意填写的了。后来才知道，志愿和高考录取结果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严重制约，并不是看重考生考试成绩的高低。对此，年轻幼稚的我是完全不知道的，这种懵懂糊涂的状态，当时不少同学与我是一个样的。
1960年的高考，是集中在昌潍地区所在地（即今潍坊市）统一进行的。那时，各地的考生一般都是到自己所在地区的驻地参加统一考试。高考结束以后，同学们都各自回家，等待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在这一段等待的时间内，同学们分别经历了或者高兴、或者痛苦、或者失望的不一样的感受；而我呢，是在期待、盼望、焦躁、痛苦、斗争中逐步地度过来的。
开始的时候，等待着录取通知书的早日送来，心情还是比较平稳的；之后，有的同学已经接到了通知书，我在盼望着，通知书能够尽早一天送来，这时的心境就有些不平静了；再后来，很多同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已经接到了，包括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那个同学，这时候我的心情就焦躁不安了；更后来，在自我感觉情况不妙中终于等到了录取通知书，但是带给我的不是收获的喜悦，而是极度的痛苦了！
庄里庄乡和亲戚朋友不知内情，都向父亲祝贺：“孩子考上大学了！”父亲也不明实情，也是打心眼儿里高兴。可是我呢？是一百个的懊恼啊！思想斗争很是激烈。凭着自己在班里的学习水平，怎么考住了个师专呢？为什么班里学习最差的同学与我考上了同一个学校呢？！当时真是想不通，越想越懊恼，可以用痛不欲生来形容！晚上也翻来覆去睡不好觉，一连几夜失眠了！这样，白天无精打采，像是掉了魂儿似的。父母也看出了我的情绪，问我“怎么了”？我就把实际情况告诉了父母，并说出了今年先不去上，等待明年再考的想法。
几天来，头脑晕晕沉沉，思想斗争激烈不平！有时找到知心同学又商量又诉苦，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班有个同学叫于法堂，在班里也是范文的经常宣读者，但录取的也是烟台师专，他也处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法堂同学的家是于家庄，在我村南面只有十几里路，有时我去找他，也有时他来找我，相互诉说苦恼和个人打算，一时犹豫不决，难以决定咋办。
在这里，还需要说到一个初中同班同学王振山，我们俩的关系非常要好，俺俩都是班里的数学四算之一。初中毕业时一同报考的益都（青州）一中二年制理科，但是我们两人都不够顺当，我被录取到了二年制文科，他却被录取到了三年制的班级。他不服气，到高二结束的时候，便以“同等学力”的办法参加了高考，但是落榜了。他心绪难平，便决然退学服役当兵了，他们部队正驻防烟台，我便写信征求他的意见。他回信写得很详细，说他们的兵营与我们学校只隔着一条小河，兵营在北，学校在南，并恳切地动员我去上学，说那样两个人就可以经常见面和谈心了。
烟台师专是不是去上呢？当时，我就处在人生之路何去何从的这个十字路口上。有一天，于法堂同学又到我家与我商量，这天中午，父亲炒上了两个小菜，倒上了一壶酒，招呼我们喝了一会儿，便说：“您俩碰个杯，磕个头，结为兄弟，就嘎伙着一块去上吧。”我们听了父亲的话，两人面对面磕了个头，又一同给父亲叩头，表示尊重老人家的意见。就这样，上学的事情算是终于决定了下来！
这样，在开学之前，从小就好强争胜的我，咬紧了牙关，攥紧了拳头，强忍着心理的疼痛，用“自己是不幸中之有幸”来安慰着自己。因此，这个暑假在参加劳动之余，认真读书，做好了全力以赴、顽强拼搏的思想准备！
迎难而进
1960年9月初，在烟台师范专科学校开学报到的前一天，我背着简单的行装，约着于法堂同学，一起步行到益都火车站。晚上9点多便乘上了开往烟台的慢车。因为是晚上，看不见外面的风景，我倚在座位背上，除了与法堂随意交谈几句外，就是老在想着多日来思考的问题。到校后一定要正确面对一切困难，专业学习要名列前茅，决定追上甚至超过在相关大学学习四年同学的水平，努力搞好写作，积极参与学校和班级的各项活动，争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第二天的黎明，我们便到了烟台火车站。出站不多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茫茫的大海。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浩瀚的海洋啊，这立即引起我强烈的冲动和写作的欲望。但是我们来不及观赏，便按照通知书上的说明，又打听了几个当地人，便穿过几条街巷，顺着城南的沙土公路往南行走了，看来道路是才开通不久，两边是山崖，当地人说还没有开通公交汽车。我们便沿路上坡，大约走过十几里路，到了一个叫世回尧的村庄。向村民打听学校地址，他们向西一指，高处有一座楼房，说：“那就是。”
于是，我们顺着不宽的沙土路，再转弯上坡，便走进了那座大楼里。那里已经有不少学生，这一年，烟台师专中文科共招了三个班，于法堂被分到一班，我被分在了三班。有人领着我先到了宿舍，宿舍就在这座楼的第二层，是通铺，那人说：“宿舍楼正在施工中。”他透过玻璃窗，向西一指，“那就是——现在咱们先艰苦一下吧。”我透窗送目一望，在群山怀抱里，有座楼已经建筑得挺高了。对困难我早有思想准备，就说：“不要紧，初高中都是睡通铺的，习惯了。”安顿好行李后，又到了教室，安排了坐位——教室和宿舍都在第二层楼上。至此，我便正式开始了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两年的学习生活。
在烟台师专学习的两年，正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学生的粮食定量最少的时候是每人每月24斤，粗细各半。说实话，24斤粮食怎么也不够一个青年学生一个月的口粮啊，所以当时上级对饭食的要求说法是“低标准，瓜菜代”。那个时候，学校尽管千方百计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像是把花生皮、苞米瓤和槐树叶等粉碎，与粮食掺和在一起做窝窝头，那窝窝头稀稀的，软软的，得两手捧着吃，当时的美称叫作“增量法”。晚饭经常熬疙瘩汤或者片儿汤，可以在里面掺合些白菜帮子之类，借以充饥。但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学生的肚子还是难以填饱。星期天，有时我和于法堂相约，一起到附近的山地里剜些菜根或野菜，回校煮煮吃；有时跨过小河到兵营，找王振山同学谈心，顺便讨点儿吃的。有一次接近中午了，他知道我们生活艰苦，就从伙房里端来了一小铝盆儿羊肉汤，叫我们吃。我俩正饿得够戗，也不客气了，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吃光了，简直是从来没有过的美餐享受啊！最后振山同学才说：“这是我们班中午的一个菜呢。”我俩很不好意思，也不知道后来他是怎么解决的。对此我至今一直没有忘记，内疚得很。
在生活困难时期，最挂念我的是父母和妻子。妻子两岁时父亲早逝，后来几个姐姐先后出嫁了，只有她留住娘家，与娘相依为命。三年困难时期，生产队里分麦子很少，家里的生活也十分艰难。她把娘俩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麦子磨成面粉，炒成炒面给我送来。她背着二十多斤炒面和煎饼，步行50多里，到益都火车站坐车来烟台，费尽周折，送到了学校。因为当时住宿条件很不便，她只在学校呆了一天，我就送她坐上了回家的火车。打那以后，我每天早饭时，用开水浸上她送来的一瓷缸子炒面，稠稠的，甜甜的，那个时候真是难得的享受啊。这样，给我增补了口粮，这对我当时艰难的生活是很好的接济。
在困难时期，还有一个女性走进了我的生活，她就是我的同桌，名叫王美玉。她是一位青岛姑娘，中等偏上的个儿，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辫儿，单就是学习很吃累，考试往往不及格。团支部书记吕文寿明确向我交待任务，要帮助她把学习成绩提上去。当时在政治上我要求加入共青团，又兼有为人诚挚的品格基因，自然对她是尽力帮助的，使她的学习成绩有了不少的提高。她出于感激的心情，经常赠我学习用品，偷偷地把饭票塞到我的手里，我有时不好意思接受，她就一皱眉头，表现得很不高兴。有时乘我不在宿舍，就把我的床单儿拿去，不动声色地洗净晒干叠好，再给我送回来。
这样一来一往，自然加深了感情。有一次，她主动约我谈谈，低眉轻声地向我表白：“我说和你做个长久的异性朋友，同学们说，不是夫妻不可能。你说呢？”我完全理解她的心思，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里，她这是多么大的勇气啊！我沉吟良久，也是轻声地回答了她：“那我们就做长久的异性朋友吧。”我看她偷偷地流下了眼泪。在生活上，她对我度过饥饿难关，也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那个时代的人啊，一旦定了婚姻是很少有改变的呀！毕业一别，开始还经常有书信往来。1968年夏天，我因事到青岛出发，顺便去看望她，那时她仍然没有结婚。从此以后，渐渐地就没有了音信，确实也没有做成“长久的异性朋友”。
那个时候，除了师生们生活困难以外，学校各方面的办学条件也是相当低劣的。比如师生们吃水吧，设备极不健全，为解决吃水问题，开始的时候我们用扁担挑。水井在教学楼东北、世回窑村旁，伙房在教学楼的西边，相距起码有五百米以上，且地形是东低西高，当时我们一周一天劳动，我就曾经给伙房挑过水。跳水上行，且是这么远的距离，我从小没有干过，真是一步一艰难啊，肩膀先是磨红了，再是压肿了。心中暗暗叫苦，表面上还要表现得很是坚强！过了一段时间后，换成了用车拉水，条件稍微好了一些，劳动强度也减轻了不少。还有，我们也曾经登上盖宿舍楼的脚手架，搬砖块或者供水泥。老师反复叮嘱每个同学“要注意安全”，幸运啊，整个班级好歹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这种活路，我从小也是头一回儿干，极具挑战性，我小心谨慎，经受了艰苦和意志的磨炼！
在特定的困难时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校采取的是重在“保人”的措施，规定早操和早晚自习可以不上。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条件下，师生们还是照常按时上课，早晚自习时间大多数同学还是照常学习，努力完成学业。对于我来说，清晨早起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虽然在极度艰难的时期，但我仍然坚持，没有改变。早晨还是按时起床，有时候还提前起来，或者到教室学习，或者抓紧时间到山脚下朗读和背诵诗词。这样的紧张学习生活，自觉坚持两年，从来没有改变过。
面对困难，我们的老师也是迎难而上，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认真备课和教学，以极高的热情、最大努力，与同学们一起共同完成教与学的任务。对此，我记忆很深，至今没有忘记。
孙荣年老师给我们担任古典文学课。他高高的个儿，略微黝黑的面庞，讲话声音清晰洪亮。他知识渊博，当时听说他是日本留学生。同学们很愿意听他讲课，他对学生也是非常热情，努力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们。那时学校里的照明不大正常，有时晚上停电，孙老师便来到教室，摸黑给同学们授课。有一次，他看到教室里黢黑，便来给同学们讲解《孔雀东南飞》，并且不断地提出问题，启发同学们回答，当时我与同学们也争抢发言，学习场面热烈。这件事，我在日记中作了记述（附录一）。
赵曙光老师给我们讲授现代文学课。他是从四川大学调回家乡来的，他是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个儿高高，长方形脸庞，戴着眼睛，文质彬彬，很有一副学者的气质。讲话抑扬顿挫，具有艺术魅力，听起来动听入耳。他是诗人，在课堂上经常有声有色、动情地背诵自己创作的诗篇。有一次，他朗诵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首新诗，他的朗诵完全投入于诗境之中，热情洋溢，情绪高昂，极具感染力。其中有一句“火车飞进红海洋——”，他把声音拖得悠扬而绵长，当时的情态，我至今记忆清晰。
陈吉厚老师给我们讲授写作课。他中等个儿，白净的脸面，讲起话来爽朗风趣。因为我特别注重和喜爱写作，所以与他接触得比较多。我经常到办公室向他请教写作方面的有关知识，他也都是予以详尽清楚的回答，使我受益很多。有一回儿，他赠给我一本儿红色封面的书，名为《大山红旗》，这是一本报告文学集，上面有陈老师的文章。老师赠的这本书，我直到现在一直保存着，他在空白页上面签的名字是“陈宇”两字。还有他给我批改的作文本儿，我大部分也一直收藏着，没有丢失。上面写的评语都是用的红笔，评语字多而工整。只可惜那时的纸张粗糙，有些字已经看不清楚了。
还有，教授古典文学的孙元璋老师，教授现代文学的韩日新老师，教授汉语的门老师，教授外国文学的……老师等等，他（她）们都是殚精竭虑地教学，指导我们认真用功读书，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砥砺前行
面对当时严峻的形势，面对严重的生活困难和艰苦的劳动，学校领导经常给我们讲说政治形势，鲁有言校长就曾经召开会议，对我们讲话，鼓舞我们认清形势，正确对待，克服一切困难，夺取思想和教学双胜利！当时的困难环境，对我们每个学子确实是很好的锻炼和严重的考验。面对困难是情绪消沉、得过且过，还是迎难而上、砥砺奋进？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当时，我是下定了决心，不怕苦累，克服面前的重重艰难，为实现自己既定的奋斗目标和美好梦想而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当时，我早就拟定的方向是：学好专业，突出重点，即在争取各科都满五分（当时是五分制）的前提下，把写作能力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主动请教，各科老师对我也乐于指导，像陈吉厚老师看过我的作文后，有时把我叫到办公室，手把手地予以指导，赵曙光老师指导和鼓励我进行诗歌创作。我在全力学好各科基础专业课的前提下，努力加强写作练习。除了每周一次作文课外，在老师指教下，我增加了多项强化写作能力的形式和方法。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法，就把我的业余学习生活时间占用得满满的了。
一得记簿。我的“一得记簿”，其记述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一个人，一件事，一点思考，一次对话，一次活动，一种现象，一段风景，一件物品等等，总之，只要觉得有意义的“一得”，就把它记下来。近来我重新翻看了两页，上面就记下了十几个题目，如，捡豆的老奶奶，谦虚与骄傲，建筑，火车鸣了，听雨，读书人，睡神，用“典”等等。现在阅读和回味起来，感觉到有一些仍然有趣、具有现实意义（附录二）。
诗歌吟簿。那时，我有一个本子是专门誊写诗歌创作的。当时，主要是写新体诗，有时也写旧体诗或填词，不过那时对格律还没有真正过关。为说明那个年代我的大学学习生活的某些片段，在这里选录两首诗词于后。一是自由体诗《迎春曲》；再就是一阕《清平乐》词，毕业前夕，我曾经在毓璜顶医院住过院，在治病期间仍然没有停止学习，同时若有了灵感，也吟诗填词，这一阕是写同学们来探望我时的情景，抄录于后，以记实情（附录三）。
日记记实。写日记的想法和实践，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了，但多次是有始无终。来到烟台师专，便又下定决心写日记，当时正巧有人赠我一个较好的笔记本儿，便在这个本子的首页上郑重写下：“朋友，写日记吧！”于是，便认真地开始了日记的书写！坚持日日写，没有停止，师专二年一直记述到毕业离开学校的那一天（附录四）。并且从此不断地坚持了下来。
习作辅助。当时，我的作文本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习作课上交陈老师批阅的，一个是自己平日练习写作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本子纸张质量很低劣，颜色是淡绿色的，纸面上还残留着一些细微的碎屑，有时写起字来笔画受阻，不是那么顺畅。但我都是认真地写作和誊抄，陈老师的批语多是称赞。有时我把练习写作的这一本儿交给他看，得到的也是老师的赞扬和鼓励。
阅读摘抄。那个时候，我有个笔记本儿，是专门摘抄阅读后觉得好的词语或者某段文字的。一般来说，我当时是抓紧一切时间进行课外阅读的，如每天的课外活动、星期天等，多数时间是到阅览室或读书，或看报，每次都是带着笔记本儿，准备摘抄，日积月累，没有休止。凡是阅览室里的报纸，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大众日报》《工人日报》《南方日报》等等我都选读。再就是有选择地阅读关于论述写作的书籍，如徐中玉的《写作和语言》、加里宁的《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高尔基的《论写作》，还有《别林斯基论文学》和论文集《作家与生活》以及鲁迅先生谈写作的相关论述……
总之，在极度困难的时期，我的专业学习和强化写作的计划，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一个学年之后，我的刻苦精神和学习成绩便得到了不少同学的认可。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即1961年的暑假后，班里组织投票选举新的班委。投票以前，班委候选人的名单逐个抄写在黑板上，当时我还不是共青团员，候选人自然没有我的名字。但是，通过投票、唱票、划“正”字以后，发生了一件令主持组织选举的团支部成员们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就是我的票数竟然超过了半数，一个候选人的票数只是我的一半儿！说实在话，对此当时我也是始料未及的。这样，新的班委产生了，我便成了成员之一，经过议论分工，班长表态后，让我说两句。我以学习委员的身份先谦虚了一番，然后简短地说了以下几句话：一是对大家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二是一定积极地为同学们服务；三是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把工作做好。我的表态获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成为学习委员以后，我与老师们的联系更密切了，接触更多了，得到老师的帮助和教导的机会增加了。我一方面主动为同学们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同时更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学习。特别是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贯彻落实之后，师生们的情绪有了很大提高，积极教学、认真学习的热潮逐渐高涨，举办学术讲座，进行专项问题讨论，开展主题活动座谈等等，也逐渐多起来，不管是学校，还是中文科或者班级所举办的各项活动，我都是积极热情地参加。记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认真听取学术讲座。像是赵曙光老师的《〈日出〉评论》《〈百合花〉琐谈》《依依惜别的深情》和《论〈红旗谱〉》；像是陈吉厚老师的《特写写法》《论说文写作评谈》；还有黄老师的《古典诗词格律》与孙治吾老师的《课外阅读指导》等等。这些讲座我都是按时参加，并且认真写好笔记，深入学习，认真领会。
热情参与问题讨论。在校期间，特别是第二学年，中文科组织了几次对某个学术问题的研讨会，我都热情洋溢地积极参与，并且用心认真写好发言稿，在研讨会上有感情地宣读。例如，学过王实甫的《西厢记》后，一次研讨会于1961年12月26日在合堂教室里举行，孙元璋老师主持，我以《试论〈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为题发言。还有一次，赵曙光老师讲过现代诗歌课以后，在1962年4月5日，赵老师主持了关于诗歌学习及创作的研讨会。在会上，我的发言题目是：《一曲唱遍了江南——严阵〈江南曲〉读后》。这些活动，对于我的写作和表达能力的提高都是很好的实际锻炼。
积极参加班级活动。因有学习委员的职责，班级的黑板报稿件由我收取、改稿和组织抄写。在那特别的历史时期，学校或者班里虽然没有文学社团组织，但是我们几个文学爱好者有时也自动地凑在一起，交流或讨论写作的有关问题，有时还很自然地展开了热烈讨论。另外，庆祝相关节日的联欢会，我也热情地参与。例如1961年12月31日晚上，班里组织联欢晚会，以庆祝1961年胜利结束、迎接1962年新年伊始。同学们热情高涨，或歌或舞，或逗或笑，吹拉弹唱，各献技艺，各显其能。我创作了诗篇——《去年 今年 明年》，在晚会上满腔热情地予以朗诵，得到了师生的好评（附录五）。
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和关怀下，经过老师们无微不至的教育，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专业课基础知识得到进一步巩固，习作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最后一学期，有一首小诗刊登于《烟台日报》上，题目是《花棉袄》，写的是小学生春天植树的题材（附录六）。
说句真心话，感觉两年时间的大学生活实在太短了，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我没有学够！但是时间不等人啊，转眼之间，烟台师专的学习生活就结束了！离开学校时，同学们到火车站为我送行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对此，我1962年10月4日的日记，就记下了当时难分难舍的离别心情和场景（附录七）。
………
总而言之，烟台师专的两年，是艰难困苦的两年，更是砥砺奋进的两年！翻览当时残旧的“阅读摘抄”，上面抄录了很多片段记述，其中有两句名言我记忆特别深刻。著名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我粉碎了每一个障碍。”当时我写下这一句话的时候，是重重地重了一笔、并且攥紧了拳头的。还有一句是：“苦难是人生的老师。”确实是这样，烟台师专的两年，是忍受饥饿而没有消沉、磨砺意志而坚定前行的两年，是刻苦学习、迎难而上、取得了可喜成绩的两年。
两年的大学生活，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人生不易！然而我更坚信：经历了这样的艰苦和挫折，在以后前行的人生之路上，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和战胜的呢？
附录：
整整一天学习古典文学，孙荣年老师主要讲解的是《孔雀东南飞》。晚自习时间，同学们急需复习巩固，但是没有电，大家很着急。这时孙老师走进教室，说：“我们讨论问题吧。”同学们提出了多方面的问题。如：
“‘媒人去数人……主簿通语言。’这一段怎么理解好？”有同学提问。
还有同学提出：“被驱逐的一个女人，不被唾弃，县令、太守反而登门求婚，这不是美化统治阶级吗？”
“……”同学们还提出了多种多样的问题。
孙老师都一一作了解答。
即使没有电，同学们也学到了知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一切时间都要抓住利用啊。
（二）《谦虚与骄傲》
一盏电灯吊在那里，如果你越靠近它，地上的影子会越小；如果你离它愈远，影子会愈大。若把灯比作知识或真理，你如果越接近它的时候，会知道自己很渺小，就会更谦虚；你如果离它越远的时候，会错觉自己很高大，就会骄傲起来。
暖日融融，麦苗儿青青。
马儿撒欢，路上行人衣正单。
暖日融融，山歌儿声声。
千山万山鸟啼遍，处处巧手绘春天。
《清平乐·探望》
卧床思念，盈耳忽闻唤。抬首朦胧环目看，
原是同学来探。 话如三月风生，顿觉病减
神清。即感浑身温暖，心中充满深情！
日记的内容太丰富了，看电影感受，读书心得，思考的问题，工作中的优缺点，周围人的变化，遇到的新人新事，国内外大事，阅读的美文或诗篇等等，都可以记述。
写日记有三大好处：一、可以促进自己的思想修养、工作和学习；二、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毅力，培养一个人有始有终的精神；三、写日记是提高一个人写作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好方法……
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恒心是很难成功的。有句古语是“有志者事竟成”，一个人的志向是否能实现，就看他是否有为之奋斗的毅力。人的毅力要从多方面来培养，写日记也是方法之一。
（五）《去年 今年 明年——为庆祝1962年元旦而歌》
去年，1960年
我们迈进了新的学校——烟台师专。
刚刚竣工的教学楼向我们招手，
正在施工的宿舍楼的砖石上
洒下了我们劳动的热汗！
我们的学习和人生
又开始踏上新的门槛。
去年的今天
我们曾经坐在一起
欢庆我们相聚的第一个新年。
我们尽情地畅谈，
畅谈我们的意愿。
今年，1961年
我们共同奋斗亲密无间。
我们用艰苦的劳动
开垦出一片新的田园。
我们用辛勤的汗水
把知识的新苗尽情浇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引领我们正航向前。
今年的今天
我们又欢聚在一起
畅谈我们的理想，
畅谈我们的意愿。
欢度我们在一起的第二个新年，
明年，1962年
我们肩上的担子更繁重，
我们面临的工作更艰难。
同学们，我们迎难而上，
在知识的海洋里乘风扬帆，
在红专道路上争创灿烂！
同学们，时刻准备着
昂首阔步
走向工作岗位的那一天！
明年的今天
我们会与新的师生坐在一起，
欢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新年。
在那欢乐的时刻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把一封长长的书信
寄送到我的身边！
（六）《花棉袄》
花公鸡，喔喔叫，
小苗慌忙起床了。
早晨河边去植树，
扛起䦆头门外跑。
太阳公公脸红了，
同学指着小苗笑。
原来是——
小苗错穿姐姐花棉袄！
（七）1962年10月4日 农历九月初六 星期四 晴
今天是我与法堂同学将要离开烟台（晚上九点车）、准备到昌潍地区教育局接受分配的日子，班里的部分同学分别相送。上午，河北三河县的赵殿训、山东乳山县的宋钦珠把我送到城里。下午五点，先把刘方起（辽宁旅顺市）送到码头，由宋钦珠相陪；我与殿训回城，到“美林照相馆”留下了合影。在西大街西头八字形的岔路口上，我俩紧紧抱在一起，他说：“说什么呢？”“以后让我们胜利会师！”我坚定地说了一句。便毅然分手了！
可是没走多远，他又折回来说：“一个同学给你一张纸条，给你。”他把一个纸包递到了我手里，立时转身快步离去。我打开纸包一看是钱，急忙高声喊他，一面快步追赶，他在前面疯狂地跑。最后他停住脚步，我赶上去，又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和平解决了这个纷争。再一次分手后，我便急急向火车站走去。
到火车站不久，送行的同学们就来了。有我们班的，也有法堂班的，共十多名，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舍不开的离别情，可是时间不等人，检票的时间就要到了，大家簇拥着我俩进了车厢。火车将要开动的时候，列车员请他（她）下了火车。
火车启动了，渐渐行远了，我从车窗探出头来回望着，我看到青岛的王德茂、王美玉和文登的杭文卿等，他（她）们立在秋风里，站在灯影下，一直向西行的列车望了很久，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