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在莱阳乡师教学同时，他完成了三部著作：诗集《预言》，散文集《还乡杂记》和《刻意集》。人说何其芳是从莱阳乡师走出来的红色诗人，他的革命起跑线初始于莱阳乡师，这是绝不为过的。

2010年，鲁东大学在校庆80周年之前开始编撰莱阳乡师那段近乎被遗忘的历史，在教师名单中赫然出现了老舍、臧克家、吴伯箫和何其芳等人的名字。作为鲁大人，难免要对这些如雷贯耳的师者肃然起敬。

后来我在《延安颂》影视剧中看到了何其芳老师的镜头，当时真是有些小激动。毛主席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讲，时为文学系主任的何其芳随机担当起主持人的角色。毛主席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何其芳不仅仅是参会者和受众，也是召开那次著名座谈会的建议者。

就是这位生于1912年的重庆万州人何其芳，1935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旋即被招聘到鲁东大学的前身“莱阳乡师”担任国文教员，在鲁大校史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

何其芳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他在给学生讲课时从不照本宣科，而是采用活页文选作教材，不仅讲中国文学精品，还把世界许多著名作家的代表作简明扼要地介绍给学生。当他的《小泥燕集》出版，他签上自己的名字赠给他所教授的每一位学生。1937年春，他带领毕业班学生到北平作实习考察，用了近一个月的工资请同学们看了一场京戏。弟子们说，“何老师和我们没有距离，很受大家拥戴”。莱阳乡师学生多以文见长，应该说从何其芳那里受益匪浅。他无疑是学生们尊崇的文学导师。

何其芳身后有很多头衔——现代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但他在莱阳乡师教学时，还不能算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1937年6月6日深夜，何其芳在莱阳乡师写了《我和散文》一文，详细地叙述了他到莱阳之后思想和创作风格的变化。这对于研究其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他曾这样写道：“农民们因为诚实而失掉了土地。他们的家缩小为一束农具。白天他们到田野间去寻找零活，夜间以干燥的石桥为床榻。”当时莱阳乡师的周围有一座石桥，一些外出打短工的农民，因住不起旅店，晚上便睡在石桥上。何其芳晚上常去找这些农民聊天，从透视农民的血泪中，他逐渐认清了旧世界的不合理，思想逐渐倾向革命，同时他的创作也随之而起了变化。他摒弃了过去那种多情而带颓废气息的幽思及雕饰飘影而梦幻的词藻，用现实代替了幻想，用朴素代替了巧丽。

他在怀念莱阳乡师工作经历时还写道：“莱阳乡师的学生，那样关心着政治，有几个因为到临县作救亡宣传而被捕。和他们在一起，我们感情粗了起来，也就是强壮起来。”他不仅在课堂上用诗文鼓励学生的进步活动，还在莱阳乡师党组织的带动下，积极参与实际斗争。当学生中成立了“学生救国会”，他应邀同他人一起起草《告胶东同学书》，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

在莱阳乡师赤潮地火的涌动下，何其芳的思想觉悟进而升华。作为一位年轻教师，当抗战爆发、日寇侵犯胶东的战火燃起，莱阳乡师难以为继，何其芳却不畏艰险，毅然决然地于1938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在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何其芳在莱阳乡师工作的几年里，被师生誉为“用诗歌当喇叭，歌唱当鞭子”的国文老师。在《刻意集》的序言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思想转变——“现实的鞭子总会打来的，而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诚实。就是当无情的鞭子打到自己背上的时候，应当从梦里惊醒起来，看清它从哪里来的，并愤怒地勇敢地去反抗。我自己呢，虽然我并不狂妄到自以为能够吹起一种发起巨大声音的喇叭，也要使自己的歌唱变成鞭子还击到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背上。”

何其芳是诗坛上的“痴情汉”，是“本色”中的诗人。有人评论说，“他一直以美艳得令人窒息的诗句，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正是这样强烈的先入为主，使得所有初见何其芳的人，都会产生一种现实与梦想的鲜明反差。”

曾经有人描述过何其芳买书的形象——“矮矮胖胖的身材，偏偏套上一件过于肥大的褂子，雨伞倒挂在肩上，朝后的伞柄上挂着几本买来的旧书，一摆一摆地走在大街上，有谁能认出这是写过《夜歌和白天的歌》的诗人何其芳呢？”

何其芳在莱阳乡师教学同时，他完成了三部著作：诗集《预言》，散文集《还乡杂记》和《刻意集》。人说何其芳是从莱阳乡师走出来的红色诗人，他的革命起跑线初始于莱阳乡师，这是绝不为过的。他在2010年鲁东大学校庆80周年时被评选为“鲁大名师”，更是情理之中的事。

何其芳于1977年故去了，但他留给人世间的余香，不仅仅只是彪炳于鲁东大学的史册。